1940年12月，豫皖苏边区，吴信荣、耿蕴斋、刘子仁三个人的名字，因一场突如其来的兵变，被牢牢记在了新四军第四师的战史中。 这场事变后来被称为“双十二事变”。它表面上是三名地方武装首领的反水，背后却牵涉到抗日根据地如何整编地方武装、怎样处理旧式军队习气，以及部队内部信任失守等一连串问题。 吴信荣是萧县杜楼人，地主家庭出身，抗战初期曾任国民党地方联保职务。萧县沦陷后，他打着抗日旗号招募人员，逐渐拉起一支武装。1940年6月，这支队伍被编入八路军第四纵队第六旅，吴信荣担任第十八团一个营的营长。 问题也由此显现。 在吴信荣看来，队伍是自己一手拉起来的，兵员和枪械都像是个人资本。改编以后，部队归入统一指挥，他不仅不能独掌全军，还要接受团长、政委和参谋长的制约。职务落差让他十分不满，原有的地方势力也被打散，心里的怨气越来越重。 耿蕴斋的经历与他相近。耿是萧县黄口人，抗战前做过地方官，日军入侵后四处招兵，曾被编入苏鲁豫支队。后来他一度带队离开，经过多次教育和调整，又被新四军第六支队收编。 耿蕴斋后来担任豫皖苏边保安司令，但原先掌握的主要兵力被分别编入正规部队，只留下部分人员归他指挥。他觉得自己得了一个名义上的高职，却失去了真正的兵权，便带着警卫人员返回萧县，重新寻找旧部。 在那里，他与吴信荣重新走到了一起。 两人都把统一整编看成对个人权力的削弱，也都不愿接受组织管理。更麻烦的是，他们在部队中安插亲信，逐渐形成以乡土关系和私人交情为纽带的小圈子。表面上队伍仍在抗日武装序列之中，实际指挥关系却开始松动。 有关方面曾考虑通过谈判解决问题，也研究过将二人控制起来的办法。一次原定的会面没有成功，原因在于刘子仁提前向吴、耿二人透露了消息。 刘子仁来自永城县芒山，早年曾在冯玉祥部任团级军官。1930年前后，他曾转投蒋介石。抗战爆发后，刘子仁率部参加地方抗日武装，随后随鲁雨亭部被新四军收编，并逐步担任第四纵队第六旅第十七团团长。 他在组织面前长期表现得很积极，身边人也很少怀疑他的真实想法。可是，1940年12月初，十七团政委蔡永发现，刘子仁带人前往吴、耿驻地，并在二人住处停留了一天一夜。蔡永把情况报告上去后，刘子仁仍被认为可以执行联络和控制任务。 这次判断，直接造成了严重后果。 刘子仁把准备控制吴、耿的计划告诉了他们，还故意渲染，说吴芝圃等人准备借会面之机开枪。吴、耿本就心存疑惧，听到这些话后，更认定组织要对他们下手。 12月12日，刘子仁首先控制了蔡永等人，随后以开会为名，将一批党员和干部诱入圈套。有人被收缴武器，有人遭到捆绑，关押人员达到六七十人。李忠道前往交涉时，也被扣押。 吴芝圃获悉情况后，考虑到被关押人员的安危，决定亲自参加谈判。吴、耿二人反复追问所谓“鸿门宴”一事，吴芝圃解释说，原意是将他们送往党委接受处理，并非暗杀。但刘子仁已经提前制造了恐慌，双方很难恢复信任。 当天，刘子仁还派人带信，要求吴、耿除掉吴芝圃和李忠道后前往陈楼会合。吴、耿最终没有下手，吴芝圃和李忠道趁机脱身。被关押的人员则在次日凌晨组织突围，突围过程中有七名同志牺牲。 事变之后，三人率部投向国民党方面。耿蕴斋被任命为苏鲁豫皖边区第一纵队少将司令，刘子仁任副司令兼第二支队队长，吴信荣任第三支队队长。近两千名官兵和相应武器被带走，部分地方干部和基层政权也受到牵连。 叛变造成的损失并未停留在人员和枪械上。三人熟悉根据地内部情况，随后多次袭击地方机关，捕杀共产党员和基层干部。1941年元旦，吴信荣部袭击萧县董屯一带，缴获枪支三十余支，地方干部刘长文等人在冲突中牺牲。刘子仁还组织情报活动，搜捕、诱捕根据地人员。 三人的责任并不完全相同。刘子仁在事变中主动泄露计划、组织抓捕，行为最为积极；吴信荣与耿蕴斋则更多是因私心膨胀、拒绝整编而走向反水。1942年3月，吴信荣因病去世。 新中国成立后，耿蕴斋于1951年被人民政府关押，后来表示悔意，获释回乡务农。刘子仁因接受国民党方面的任用，并参与杀害多名党员，曾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，后依据相关政策改判。此后，他的家属也因其历史问题受到影响。 特别